2022年7月3日，倪匡病逝，曾被誉为“香港四大才子”的一位已经离世。如今，四大才子的时代也随着蔡澜的去世而彻底落幕。
6月25日，蔡澜因病在医院去世，消息一经传出，许多人感叹，这不仅是香港文化的损失，更是整个华语世界的一段历史的告别。
提到蔡澜，许多人常常把他与“香港四大才子”中的其他三位——金庸、黄霑、倪匡——作对比。金庸开创了武侠文学的江湖，黄霑是香港乐坛的创作天才，倪匡则以其“卫斯理系列”创造了华文科幻的传奇。而蔡澜呢，似乎一直生活在吃喝玩乐的世界里，鲜有一部作品能成为传世之作。
展开剩余85%然而，即便如此，金庸曾对蔡澜给予过高度评价：“见识广博，琴棋书画，酒色财气，文学电影，样样精通。无论是电影、诗词、书法、金石，还是饮食之道，蔡澜都可称得上是第一流的通达。”
倪匡也曾幽默调侃蔡澜：“他究竟来自哪个星球？在地球待了多久？看样子，他好像是从魏晋时代就开始活了。”
蔡澜的一生，虽然没有儿女绕膝，但却有着深刻的家族背景和独特的个人魅力。1941年，蔡澜出生于新加坡，父亲蔡文玄不仅是邵氏电影公司在东南亚的负责人，还经营着当地的电影院。蔡澜自小便生活在电影的世界中，居住在戏院的楼上，窗外便能看到电影屏幕。年幼的他时常逃课看电影，一天五场电影已经成为了他的日常。
在14岁时，蔡澜就已经在《南阳商报》上发表了名为《疯人院》的影评，这篇文章引起了邵逸夫的注意。1959年，18岁的蔡澜赴日本攻读电影专业，并同时担任邵氏电影公司驻日本的分区经理，负责为公司购买日本电影的版权。
毕业后，蔡澜回到香港，正式成为邵氏电影公司的一名监制。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，他如火如荼地参与制作了大量电影。一天能跑四五个剧组，十天半个月就能完成一部商业片，而且大多数影片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功。《龙兄虎弟》、《福星高照》、《城市猎人》以及《霹雳火》等经典电影，都是蔡澜亲自操刀的作品。
然而，蔡澜却对这一段“黄金时期”记忆并不美好。他曾透露，这段时间的拍摄压力大到让他几乎快要崩溃。有一次，他向邵逸夫提出：“我们一年能拍40部电影，能不能拍39部赚钱的，剩下的一部为了艺术和理想拍？”邵逸夫的回答让蔡澜无言以对：“为什么不能拍40部都赚钱的呢？”
这番话让蔡澜顿时意识到，他不再热爱电影制作。“一生做错了一件事，花了40年才知道它是错的。”蔡澜如是说。于是，他决定从电影圈退出，转而投身写作。对他而言，写作是自由的，是没有那么多外部压力的，最重要的是——他可以重写，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
蔡澜的文学兴趣从小便得到了父亲的熏陶。蔡文玄除了是邵氏电影公司负责人外，还拥有浓厚的文人气质。他喜欢四处旅行，并且对文学充满热爱。小时候，蔡澜便在父亲的影响下接触到大量的书籍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素养。
到了1980年代，香港文坛出现了一个共识：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在金庸创办的《明报》上写专栏，他便没有真正的“江湖地位”。于是，蔡澜便找上了好友倪匡，请求他帮忙向金庸推荐自己。倪匡答应后，便常在与金庸的聚会上谈起蔡澜的文章，最终金庸对蔡澜产生了兴趣，亲自邀请他在《明报》开设专栏。
蔡澜的文章内容丰富多样，涉及旅行见闻、花鸟鱼虫、情感生活等各个方面，风格独特、笔触生动。金庸看过后大加赞赏，认为蔡澜的才情非凡，便在《明报》为他开设了专栏。这一专栏也为蔡澜积累了大量读者，并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。
除了写作，蔡澜在美食方面也有着深厚的造诣。一次，他带着父亲去香港的茶餐厅吃饭，因座位等待时间过长，且服务不周，他愤然写下一篇批评文章，并将其发布在专栏中。此文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，蔡澜也因此开始进入美食界。他对美食的热爱，早已融入了他的人生哲学。他曾说：“我叫蔡澜，听起来像‘菜篮’，注定这一生要吃喝玩乐。”
为了撰写《蔡澜世界名馔录》，他足迹遍布23个国家，品尝了成千上万道美食。从中选出54道经典美味，最终将其呈现在世人面前。蔡澜对每一篇食评的要求非常严格，每篇文章他都会反复修改，直至自己满意。
尽管享受美食，他从不沉迷于奢华，而是注重食物背后的文化与内涵。他曾笑言：“猪油捞饭比身材更重要。”蔡澜的食评，常常将平凡的食材与生活哲学结合，令读者在品味美食的同时，也感悟人生的真谛。
生活中的蔡澜并不高高在上，常常与普通人打成一片。他在街市上偶遇钟楚红时，毫不介意与摊贩们聊家常，甚至在大排档里畅快地喝酒。他的生活态度也向来洒脱随性：“平稳的一生一定闷，受不了闷，我决定活得有趣。”
对于人们常说的“忧国忧民”，蔡澜有着自己的理解。他曾在许知远的节目中坦言：“享乐主义就是，想通了，什么都可以。”他提到，人生不过一刹那，何必太过纠结，只要问问自己是否快乐。
最终，蔡澜以他独特的人生哲学活到了生命的尽头。他离世后，留下的，不仅是美食与文字，更是那份永不妥协、追求自由的精神。他活过了这个世界，活得精彩，活得无畏。
他走了，但他活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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